不久前，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
同一时间，浙江、江苏两省人大常委会也先后通过了示范区建设的相关决定。
三地各自立法，在关键条款和内容的表述上保持高度一致，最关键的一条是授权示范区执委会行使省级项目管理权限，按照上海、江苏、浙江的有关规定统一管理跨区域项目。
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在一市两省政府共同制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基础上，三地再进一步，以协同立法形式为改革举措护航。
上海《决定》明确，示范区内，上海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凡与总体方案不一致、需要调整实施的，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决定；因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重大改革集成等举措，需要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实施上海地方性法规的，示范区执委会可以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决定。
时刻准备为改革“变法”，力度空前，回顾长三角几十年来的历史，这种改革基因根植血脉。
“物畅其流”，沪浙共建世界大港
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远眺
洋山港四期，塔楼15层，面对六块屏幕，上港集团尚东分公司的桥吊操作员黄华很是镇静，移动摇杆，屏幕里的集装箱被轻轻吊起、稳稳放下。
“2004年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在外高桥港区，每天爬到桥吊上移动集装箱”，黄华记得，彼时的外高桥，因为港口浅、泊位少，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货船，每每一到达岗位，他就要迅速进入状态，保持眼睛朝下、腰弯90度。高空40米，黄华练就了精准目测集装箱位置的能力，“还有船在排队等着进港，我们操作员能做的就是快些、更快些。”
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没有深水港，一度是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短板。为破解这个难题，实现“物畅其流”上海遍寻周边的沿海地段，到上世纪90年代末，属于浙江舟山嵊泗县的大、小洋山岛进入了视野。
上海在隶属浙江省的岛上建港口，无疑是个不同寻常的想法，但在两省市的紧密沟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这个方案变成了现实。
2002年6月，洋山港开工建设，浙江省与上海签署一系列协议，双方在省市协调、征地动迁、移民安置、建设条件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隶属关系仍归属浙江不变，但港口管辖权归属上海，沪浙之间紧密联系与协调。2005年12月10日，洋山深水港正式开港，沪浙的一体化合作揭开了上海港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之后，二期、三期依次建设上马，黄华工作的洋山港四期，更是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无人自动化码头，通过磁钉感知位置，无人车24小时不间断运输，效率空前。2019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4330.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1%，连续十年世界第一。跨省的土地合作与改革，“敢闯敢试”释放出航运中心建设的超强动力。
跨区域的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更为紧密。2019年初，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
上港集团和浙江海港集团将通过股权合作，共同推进小洋山综合开发。浙江海港集团将向上港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增资，合资后的盛东公司继续经营洋山深水港区一、二期集装箱码头，并作为小洋山北侧集装箱支线码头的建设和经营主体。
“敢闯敢试”，奇迹一个接一个
安徽小岗村的“当年农家”
长三角，资源禀赋落差大。有披襟向洋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也有安徽“小兄弟”。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安徽省负责同志风趣地说：“那时候我们是旁听生。在总书记批准和推动下，我们变成了插班生，现在成为了正式生。”
其实，“旁听生”也一向“敢闯敢试”。
明亮的大厅、宽敞的厨房，在安徽滁州凤阳县小岗村，村民严金昌开办的“金昌食府”很是热闹。到了饭点，来村参观的游客不少被这招牌吸引，点菜落座，觥筹交错。
离饭店几百米的一处空地，当年的几间茅草屋仍被精心保存。两张木板桌、几个石墩子，“门”是个一米多高的土洞，照明靠煤油灯。1978年，严金昌作为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就在这屋里按下了手印。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感叹：“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四年后，浙江金华义乌，另一场“敢闯敢试”的故事发端。
1982年，穷得叮当响的山区小县义乌，县政府开了一场大会，除了机关干部，还有商户三四百人。大会宣布，要引导农民进城经商，不是违法的商品不能没收，政府要支持老百姓致富，谁再为难他们就处理谁，在此基础上，义乌最终形成“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
政府用水泥板搭起两排简易摊位，让商贩们名正言顺做生意。义乌从第一代马路市场——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起步，“鸡毛换糖”的小生意，做成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大市场。
这样的奇迹，在长三角一个接着一个。
8月10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2020年榜单公布，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盛泽，一个小镇居然有两家企业入选：恒力集团名列107位，盛虹控股集团名列第455位。
驾车行驶在恒力集团位于盛泽镇的厂区，连绵不绝的厂房、高度现代化的生产线、不断进出的货运车辆……企业负责人笑言，这是国内最小的一个生产基地，最大的在大连长兴岛，全部投产，可实现年产值3000亿元。
这样的奇迹，如何才能在长三角继续下去？“长三角区域一直是改革开放前沿。要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改善营商环境，以开放、服务、创新、高效的发展环境吸引海内外人才和企业安家落户，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成为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高水平开放的创新之举，演绎出一场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历史大戏。作为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海自贸区制定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即负面清单；清单未列，企业就可以大胆去做，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可预期性。
成立7年，上百条改革举措在上海自贸区生发，先行先试之后再复制推广。不久前，国务院又批复北京、湖南、安徽、浙江四地设自贸区，自此，全国拥有自贸区的省份增至21个，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将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开放之风，从长三角到广阔中国
苏州工业园区剑指世界一流营商环境
在江苏，自贸区的实施范围为119.97平方公里，涵盖南京市、苏州市、连云港市三个片区。其中，苏州片区60.15平方公里占了总面积的一半。作为老牌的开放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当仁不让成为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加快提升园区港与太仓港、上海外高桥港和洋山港的‘水水中转’‘陆改水’航线运输能力，抓住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机遇”，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说。
在长三角，改革从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自贸区不断“扩容”的过程中，一场更深入的变革也在顺势而生。首届进博会主旨演讲环节，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2019年8月20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正式揭牌，根据《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新片区要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成立一年，临港新片区高标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体系正加快形成，区内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成为全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一个特殊综合保税区。
特殊的申报模式、特殊的贸易管制模式、特殊的区内管理模式、特殊的统计制度、特殊的信息化管理模式、特殊的协同管理模式对标的是美国、香港等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下一步我们还有积极探索政策制度创新，为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建设提供更好的政策制度供给。”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说。
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大型船泊位旁，两艘小型集装箱货运船悄悄的进行着装载作业，这是两艘江海联运船。装好货物，他们将沿着长江一路向西，把货物从长三角带向更广阔的腹地；也把开放之风，从长三角带向更广大的中国。
而满载100个标箱防疫及生活物资的中欧班列Ⅹ8020次，从铁路义乌西站启程，开往西班牙马德里。
襟江带海的长三角，全球化依然浩荡，中国开放的大门依然敞开……
（本文图片均为巨云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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