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来自韩国的研究员赵政男每天都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植物房，照看课题组种植的模式植物拟南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回家乡过年了，这些植物就交给我来照顾。”

37岁的赵政男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博士后工作后，选择上海作为他科研生涯的起点。而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这两年陆续迎来来自希腊、加拿大、韩国的三位外籍科学家进驻。他们同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选择在上海发展科研生涯的外籍科学家正越来越多。

据市科委（市外国专家局）统计，自2016年11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在沪试点实施至2018年底，本市共为外国高端人才（A类）办理来华工作许可证超过1.8万份，占外国人总体来沪工作许可发证数量超过18%。这一数量在全国稳居第一，并呈明显上升趋势。“上海很适合外国人生活”“在上海做科研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差距”，这些是他们的共同感受，而春节则为他们了解中国、融入上海，打开了一扇窗。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海速度”都令人惊叹

照料好研究用的各种植物，赵政男急着赶回办公室写项目申请书。“在这里，我愁的不是经费，而是没有更多优秀的科研点子。”赵政男从事的是植物基因组中转座子的研究，在比较了英国、韩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之后，他决定来上海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这里有一流的实验设施，有很多优秀的同行，我的孩子也可以进一流的国际学校。”

赵政男现在租住在古北地区，超市里可以方便地买到韩国食物，周围也有不少韩国餐厅，甚至小区里都能经常碰到韩国人。“来上海感觉生活非常方便。”他有些惊叹地说，到银行开户，五分钟搞定；叫个外卖，十来分钟到手；各类电商平台的物流速度飞快。而各项科研保障，速度也是惊人的：通常，实验室从启动到正常运转需要半年左右，可他的实验室只花了三个月——去年9月启动，如今已正常运转一个月了。

加拿大学者杰睿与赵政男身有同感：“我发现上海人工作太勤奋了，连周末和节日都在工作。”身为中国女婿，杰睿和妻子与岳父母住在一起，他的晚饭必定是回家吃的。“好在很多工作可以通过手机、电脑在家完成。”他表示，做科研会有很大压力，但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可以让自己和团队获得更多灵感、更多动力。

杰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和一幅中国地图，他用白色圆形小纸片写上每位组内成员的姓名，贴在他们家乡的地标上——三个山东、一个江苏、一个江西，一个河南，还有一位印度博士后，“我希望他们感觉实验室就像一个大家庭。”

杰睿的实验室“邻居”是来自希腊的埃维他。他的实验室科研推进速度很快，“开张”不过一年多，很快就会有一篇重要论文发表。接下来，他还想将这一成果推向新药研发，有大量工作等着他谋划。

跨越语言与文化，上海的国际化科研氛围渐浓

春节哪件事情最有趣？对于记者的提问，三位外国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微信群的“发红包”。

2017年来到上海的埃维他说，去年春节还没学会发红包，“今年我已经有了四个中国学生，还有一名葡萄牙和一名波兰学生，看样子不发不行啦！”他觉得这也是入乡随俗——圣诞节回希腊与家人团聚，春节就与学生们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新年气氛。在埃维他的实验室，学生们可以选择圣诞节放假，也可以选择春节休假，“这在其他研究所还做不到呢。”不过，这个春节假期最让埃维他惦记的，还是他的科研项目申请书。

在埃维他的中期计划中，还包括打造一支国际化科研团队。“不论在英国的约翰·英纳斯研究中心，还是在德国的马普研究所，或者美国的科研机构里，一流实验室的学生往往都来自世界各地。”他认为，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科研联合国”将越来越常见，植生所近来引进了一批非华裔外籍研究组长，就是希望在上海探索建立真正国际化的科研团队。

为此，埃维他平时对学生最基本的一条要求就是“用英语交流”，这样可以让所有人了解互相科研上的想法。“这对学生也是一种锻炼和提高，毕竟未来他们需要和全球科学家在一起工作交流。”他认为，语言障碍破除后，个人对科研的兴趣、雄心才能更好展露出来。

对于“用英语交流”这件事，赵政男认为，表达好的科研想法最为重要，“一个学生可能因为英语不好，就羞于表达科学上的想法，这非常可惜。”他说，最重要的是先把想法说出来，哪怕再让别人帮忙翻译，也都不是问题。

联想到自己经常被项目申请书的中文部分难住，或是与研究所行政人员沟通时遇到的语言障碍，杰睿也在考虑如何解决国际团队的磨合问题。“必须帮助他们提升英语水平，中国导师的学生还能选择用中文进行论文答辩，而我的学生们只能用英语。”

有趣的是，几位外籍研究员都不认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是比语言更难逾越的沟通障碍。他们说，上海的文化相当具有包容性，尤其很多在上海工作的科学家已经具备了国际化的教育和科研背景，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有了一定的国际化潜质。他们相信，假以时日，上海科研将迎来真正的国际化时代。

（许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