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丽水保定窑址》出炉，并作为书籍正式出版。作为龙泉窑重要的地方类型，保定窑址的调查发现，将成为龙泉窑研究的重要补充。

“考古发掘报告”是考古学的核心成果。《丽水保定窑址》作为复旦第一份考古报告，凸显了复旦考古学科发展的速度和学科实力。复旦大学考古学科的快速发展，为建立考古学本科专业奠定了基础。

第一份考古报告，聚焦了哪里?

翻开《丽水保定窑址》考古报告的扉页和目录，背后付出的努力被无声诉说。复旦大学考古团队聚焦丽水保定窑址，记录了丽水保定窑始烧及早期窑业转移情况、保定窑的衰落与‘处窑’、保定窑装烧工艺的演变轨迹、保定窑与周边地区的窑业互动、保定窑的内外销情况等内容。

在田野调查后，及时整理出来的报告，通过阐述窑址保存现状、年代推断、保定窑与龙泉窑核心区之间的关系、窑址保护与后续利用等内容，为保定窑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等提供了有力证明。

为什么关注丽水保定窑址？这份考古报告背后，团队付出了哪些努力？考古报告成果又有何价值？这一切还要从龙泉窑考古研究说起。

复旦大学“龙泉窑考古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立项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生产规模最大的著名窑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对外输出产品及窑业技术最多的古代窑场。其窑火延续千年，所生产的青瓷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流布,既为宫廷贵族所喜爱,也被平民广泛使用。同时，其大量外销的历史事实,又曾对世界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正因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龙泉窑窑业核心所在，大窑龙泉窑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龙泉窑的烧制技艺是唯一的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陶瓷类项目；2013年，龙泉•大窑龙泉窑遗址与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联合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古代瓷窑遗址”；2016年，龙泉窑被国家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重要遗产点。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于2017年建成开放。

龙泉窑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的举动不仅让龙泉青瓷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拉开了我国瓷窑址考古事业的序幕。之后，20世纪50年代末，在周恩来总理“恢复我国历代名窑”的指示下，龙泉窑迎来了第一次正式的田野发掘活动。20世纪70至80年代初，为配合紧水滩水库的建设需求，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等机构共同组成了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分组、分地区地对水库淹没区内的古窑址开展了调查、发掘活动。此次工作成果显著，为截至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陶瓷考古实践，后为苏秉琦先生评价为“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标志”。2006年至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为探讨明代处州官窑问题，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丰富的出土遗物及具有明确纪年的地层为明晰龙泉窑元、明的分期和技术发展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本次工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确定了龙泉窑在明代早期向宫廷贡瓷的历史事实。后2010年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又对溪口瓦窑垟遗址、小梅镇瓦窑路进行发掘。黑胎青瓷的发现再次引发了研究者们的诸多讨论。2012年至2014年期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再对龙泉、金村包括庆元上垟地区、石隆及龙泉东区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勘探，至此确立了龙泉窑各窑址的基本面貌、生产核心、产品序列等基本问题。

可以说，近百年来对龙泉窑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的考古工作，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可以并迫切需要对龙泉窑做综合研究。

于是，2019年年底，我校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沈岳明教授主持的“龙泉窑考古学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20年6月27日，“龙泉窑考古学研究”顺利举行开题会议，课题正式启动。

课题内容包括以龙泉为中心的近600处窑场，涉及遗迹遗物、器形胎釉、装烧工艺、装饰技法、国内外的流布等多个研究方面，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可总结为“龙泉窑的始烧问题以及发展谱系的建立”、“龙泉窑工艺创新及与宫廷的关系”、“龙泉窑的技术交流与影响”及“龙泉窑产品的外销和技术的输出”等四项重要研究内容。

沈岳明教授说，课题旨在对中国陶瓷史上最著名窑场之一的龙泉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全面探索龙泉窑烧制技术谱系，科技创新与取得的成就，充分认识龙泉窑体现的“中国智慧”，确立龙泉窑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龙泉窑作为历史上中国古代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和中外文化与商业交流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发挥其在阐释中华文明和讲述中国文化故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有效地提供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还可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与软实力，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贡献。

从龙泉窑到保定窑，复旦考古力量走出去

在“龙泉窑考古学研究”立项的同时，丽水市莲都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为深化地方窑业认识，同时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委托我校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持、开展横向课题“丽水保定窑址调查研究”。

“丽水保定窑虽然位于龙泉窑核心窑区的外围，但是也是属于龙泉窑系统的窑场，”沈岳明说，“对其窑业内涵的深入探索是有必要的，它不仅将为地方传统陶瓷手工业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提供实证，也将成为龙泉窑研究的重要补充。”于是，在课题需要与项目需求的促成下，2020年7月至8月，沈岳明教授组织丽水市莲都区文物管理保护所相关同志，复旦大学周雪妍、周禺含、陈恰、冯昊正、范翀等同学，对保定窑展开了田野调查、室内整理、后续研究及报告编写工作。

“此次保定窑调研，组织学生一起，不仅仅是完成教学实践和科研任务，更是为了去找找文化自信、找找历史自信。”沈岳明说，“当你的文化自信不足的时候，就去看看龙泉窑，就能满血复活，因为那里是足够你文化自信的源泉。”

“看看当年我们老祖宗的辉煌，看看龙泉窑的高光时刻，有没有对我们的民族复兴有借鉴意义呢？”就这样，带着问题，复旦考古力量走出去，汇聚在丽水保定村。

考古是一项高强度工作。炎炎盛夏，沈岳明教授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调查。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周雪妍介绍，他们首先根据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厘清调研思路，其次确定窑址样本采集的顺序，再则是实施田野调查。

小组成员每日步行十余里，对保定村十二座窑址进行以器物和窑具为主的样本采集，同时对其周围标志性历史遗迹进行信息收集。

在样本采集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在沈岳明老师的指导下，首先寻找出窑炉的具体方位及走势，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采集样本的堆积层，将干扰表面土层的杂草清除后，使用手铲、刷子等工具对堆积面进行二次处理，直到土层中露出器物样本，谨慎取出并放入对应窑号的编织袋中。同时，考虑到窑址调查难以企及考古发掘活动全面收集信息的效果，所以在每个窑址中，调查小组都会选择3-4处不同方位进行工作，以降低样本采集的偶然性。

调查小组对采集到的1704件陶瓷样本进行清洗、晾晒、整装，半个多月的样本采集工作后，调查小组从保定村转移至莲都区文化馆，进入资料整理阶段。调查小组对采集到的陶瓷样本进行整理、挑选、统计编号、排队分析、线图绘制、器物描述、文物摄影、类型学分析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窑场的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个窑场跟当地的村庄的形成与发展又是怎样一个关系过程？是村庄应孕了窑场还是窑场应孕了村庄的成长？在标本采集后这些疑问都是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的。”沈岳明说。

调查小组每天泡在文化馆，为样本的分类标准、排队方式、年代序列等“吵”来“吵”去，很多时候临近文化馆闭馆时，成员们还在热情“推断”着。8月中旬，调查小组才完成整理工作。

谈及调查中的艰辛时，周雪妍坦言：“天气比较闷热，夏天蚊虫也很多，尤其我们都是在那种丛林里，还蛮辛苦的。”毒辣日头之下，小组成员也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不适，特别是第一次参加田野调查的，但都努力克服了。

在完成标本整理工作后，为进一步了解保定窑与同时期周边窑场的互动面貌，调查组还曾前往台州、宁波地区的多个窑址及文物单位进行了观摩与求证，为窑业技术的传播路线及互动研究积累了比对素材。

2020年12月初，在沈岳明教授的指导下，小组成员协作完成考古报告的初稿，其中报告编写、野外彩照、数绘插图、地图制作等工作由周雪妍负责。此外，平日里喜欢平面设计的她，还担任了报告的封面设计。

“龙泉窑核心区域窑场是如何影响周边？它如何辐射或传播到东亚甚至北非等地区？不研究，不调查，是解决不了疑问的。”沈岳明说，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公布研究成果，才能为后续大家共同研究提供资料。

不同的是，以前学者写考古报告，一般不太会就保护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意见。但在《丽水保定窑址调查研究》考古报告里，从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三个层面对窑址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6点初步的遗址保护和规划意见。

沈岳明教授从保定回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从“龙泉天下”到“天下龙泉”——元明时期龙泉窑对外输出方式的变革 》，作为 “龙泉窑考古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在《博物院》杂志上。

“考古发掘报告只是解决第一层的问题”，复旦考古路这样走

“长期以来，文物考古与研究大多停留在器物学和文物学的层面，远未达到透物见人、见史、见生活、见精神的高度。”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说。

“考古发掘不是最终的目的，需要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陆建松强调，“任何一件文物或一处遗址，其背后都有历史文化故事。它反映着人类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科学与技术、宗教和信仰、审美和思维等领域的文化继承和创造，记录着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足迹，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我们要在考古发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研究，成果达到透物见人、见事，把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播出去。”

复旦考古有什么不一样？“针对中国考古学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复旦考古要找准我们的定位。”陆建松说，“要将考古学重心从田野发掘延伸到考古材料整理研究，从传统考古学研究转向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发掘研究延伸到考古成果的展示利用，实现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作用，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此次的陶瓷考古发掘报告只是解决第一层重心转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多学科研究，传播利用陶瓷背后的文化。

在保定窑田野调查时，沈岳明调查小组在采集和研究时，就考虑到后面的传播利用；同时选派了跨学科背景的学生参与此次调查，为后续龙泉窑核心区域窑场的探索研究奠定基础。

而在之后的龙泉窑核心区域窑场研究，科技考古将成为支撑研究的重要力量。

2017年，复旦大学成立在考古建设方面最具特色的科技考古研究院，建立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陶瓷考古6个实验室。将来，用科技测试来解决龙泉窑出土瓷器的测年、胎釉比较分析等问题，为现场发掘和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在2019年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团队发掘领队资格后，考古学科建设团队加快田野考古发掘步伐，迅速跻身全国考古学科第一梯队。未来复旦考古学如何发展？

“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科技考古研究院和文博系考古学教研室师生会继续配合“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加强考古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通过主动性考古及参与配合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勘探发掘，服务大局，强化科研成果转化推广；同时，我们也将通过加大与国内文博机构的合作交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业界竖立复旦大学考古科技辐射与研究的品牌。在考古成果和传统文化普及方面，则需要积极撰写出版科普读物，传播中华民族灿烂历史和优秀文化。”陆建松说，要竭力打造复旦大学的考古品牌。

期待龙泉窑的综合探索研究见证复旦考古的成长。

（中国日报上海分社  章佩林、周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