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90后”，对城市的40年变化了解多少？
今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们策划了一系列普通人视角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展览。
深度参与后，有学生惊叹于粮票的存在与消失；有学生忽然意识到，原来习以为常的肯德基、星巴克，是这些年才出现的；有学生说，原来这座城市今天的繁荣，也是经过老一辈的艰苦拼搏；有学生感动于书信的仪式感，认为媒介的便捷，反而让人与人的情感交流缺乏分量和珍重……
普通市民生活的点滴细节，也是了解上海城市40年发展的一个维度。对今天的年轻人，这种了解，可能更有情感共鸣，也更能让他们重新思考当下和未来。
前20年的生活是如此陌生而我们竟然完全不了解
出生于1998年的彭钰雯，如今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她参与了这次展览“亲历”单元的访谈。本以为只是又一个学校实践、课程作业，但没想到收获远远超出预期。
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载。上海，是其中的龙头城市之一。如果说上海的40年是一部连续剧，那么每位市民都是这部现实主义剧目里的主人公。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洁主导策划了这次展览，她想要做的是让年轻的学生们，从普通市民的角度，了解这座城市40年走过的历史。
为此，《1978-2018：上海市民的生活记忆》展览被分为3个单元：“亲历”单元，精挑细选了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十几位普通人，遍布各个年龄层、各种经历，口述回忆他们亲历的上海故事；“亲见”单元，通过摄影家镜头中的街头巷尾，记录日常生活所折射的社会转型；“亲笔”单元，通过40年间百姓的真实信件，展示市民心灵生活史中的代表性切片。
而彭钰雯负责访谈的，是20路公交车司机王德宝。最初准备问题提纲时，彭钰雯把一切想得很美好：王德宝今年约60岁，在公交公司上了40年班，恰好印证上海改革开放的40年，可以让他讲讲沿路40年来的所见所闻、上海城市的空间变化、乘车行为变化。
未料，真的与他见面、寒暄几句后，同学们傻眼了。王德宝告诉她们：20路公交车他只开了10年，后面30年都坐在办公室里。于是，准备的大部分问题一概用不上。
但最终的访谈效果，却超出预期。他说出了更多更有价值的“亲历”。他告诉这批年轻人，过去，20路公交车代表上海的城市形象，想当20路公交车司机，还需要经过选拔，必须家里条件不错、形象不错才行。以前，说起自己20路公交车司机的身份，在社会上是很有脸面的事情。
后30年坐在办公室的经历，让他能够娓娓道来公交体制改革的来龙去脉，包括人员结构调整、大车型改小车型、公交卡等智能设备出现带来的管理挑战等等。
公交体制的变化，也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但是比起书本里宏观描述的市场经济改革，一位老公交车司机的娓娓道来，带给年轻人的震撼是不同的，充满丰富的细节和真切的感染力。
“听完后，忽然发现我和他几乎活在两个世界。”彭钰雯感叹，“40年中，我们作为后20年的人，难以想象原来前20年的生活是如此陌生，而我们竟然完全不了解。仅仅开公交车这件事，也会有那么多有深意的故事。”
一个意外收获是，在她原本的生活中，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城市公交车司机、售票员这个群体。天天坐公交，与他们打交道，但是在年轻人的眼中，这群人仿佛是看不见的。
“外界说‘90后’比较自我。做了访谈后我发现某种程度上说，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总觉得做自己就好，没有关注更多的群体、更多的他者。”彭钰雯说。
写信特别有仪式感每一张邮票都想收藏
“那时候的人没那么矫情。”说这句话的是生于1993年的杜勇凝，她负责这次展览的平面设计，阅读了大量材料。
她印象深刻的是“亲笔”单元的一封家书，信里提到了收音机、被子多少钱，怎么买等等。亲人之间在书信里讨论的都是生活琐事，目的性很强。原来那时候家人之间交流，就是很简单质朴的内容。
“亲笔”单元，主要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提供书信。中心搜集了上世纪50年代至今海量的民间文献，包括个人日记、工作笔记和私人书信。而这次展出，从约35万封书信中，挑选与改革开放政策相关的14封进行展示。信件的寄件人或收件人都是上海的普通市民。
学生们负责把信件转录成电子文档。“90后”李闪闪说，有一封书信，她一边打字一边不断地吐槽。那是一个女孩子写给心上人的信，用深切而热烈的语句表达思念之情。几乎每两三行一个括号，括号里一律写着“想你”“吻你”。
李闪闪没想到那个年代的情侣如此黏人，情感表达如此直白。而当信件到了2010年，同样是女孩子的信，变得冷静理性、平铺直叙。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没有上一辈年轻时的那种激情。”李闪闪说。她最喜欢的就是信封上的邮票，几乎每一张都想撕下来收藏。摸着信纸，仿佛就能感受到情感表达的分量。原来，写信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白纸黑字留下来的东西，总是那么走心。
“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明信片、贺卡也不写。就算现在逢年过节，和父母也只是发个微信，缺乏仪式感。”李闪闪说，她今年的愿望，就是可以手写一封信，过节时寄给父母。
展览上，一些年轻观众提到几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一位女士写给丈夫的信，抱怨丈夫在外地工作回不来，又表达自己很想念。同时说起在家里管家，需要丈夫采购用品。书信的背后，是集体主义年代里，一对夫妻如何精打细算过日子。
又比如恢复高考的信件，十年动荡在这代人身上有鲜明印记。很多词语现在不常用了，“打破他”“是走狗”，很有年代感。而2000年后的信件里，用语就比较现代，同样是抱怨，用的是“泥马”这种网络语言。
有一封信，写信人说自己只有小学程度文化，但是一开头，“见字如面”，用词优雅，反而现在即使是大学生，多数也不会用了。有观众开玩笑地说：“感觉大学生的文化水平，还没这个小学生高呢。”
一封封书信，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人情感和印迹。横跨40年的书信，反映不同年代里的生活状态、情感历程。用一种难以撼动的原真性的力量，让大家无声地感受改革开放40年的城市生活变迁。
不一定完美的东西才有认同感真实本身就特别美
生于1994年的侯丹洁是一名观众。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亲见”单元里，老摄影师陆元敏提供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老照片。影像记忆，以一种扑面而来的瞬间印象，直接表达后20年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侯丹洁忽然意识到，原来现在司空见惯的东西，其实只是近20年才出现的。比如炒股、卡拉OK、海外留学、交响音乐会、中外合资的产品等等。
还有更多年轻学生，表达自己的触动。
“我是研究生考到上海的，总觉得这座城市很魔幻，都是高楼大厦，离我很遥远。以为上海人的生活就是纸醉金迷。看完这个展览以后，我忽然觉得上海变得很真实，原来现代化大都市也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市民努力拼搏形成的。”
“我来上海之前，只知道东方明珠。现在知道上海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我以为苏州河就像国外的塞纳河，现在知道原来曾经苏州河的船是运送大粪的。上海忽然变得亲切起来。”
“看完后，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去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听说那里是100年前中国最早的邮局，现在还在使用。”
“我以前研究的是明清村落，乡村聊的是衣食住行。但是看上海人的口述和信件，聊交响乐、读书、公益活动，这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呈现出来的精神上的东西。上海的基因里就是城市化的。”
“我已经二刷了（看第2次）。寝室的同学推荐我来，他说感受到这座城市40年来普通人的那种努力。感觉自己再不努力就要淹死了。”
不一定完美的东西才有认同感。从普通市民的视角看上海的40年，仿佛看到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熟悉、亲切。
“真实本身就特别美，不需要包装和美化。”李明洁说，了解过去，你会对当下有更强的认同感，才会吸引你去为自己、为城市做些什么。
许多学生在留言簿上写下类似的话：看了展示内容，爱上了这座城市。
爷爷奶奶辈承载着历史意义小年轻应该给他们多拍拍
主题展示之外，还有更多让年轻人了解上海历史的方法，比如纪录片。
11月，4位沪上纪录片导演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天堂影院，带来4部经典的上海题材纪录片，并与年轻学生们交流感想。
比如，王小龙导演和他的纪录片《一个叫做家的地方》。这部2000年拍摄的纪录片借李阿姨托管的小男孩儿丑丑的视角，展现了新闸桥堍附近大小弄堂的居民生活百态。
但是与现场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广播电视学系系主任罗薇预想的不同，学生们观影时，时而发出笑声。后来，一位同学对记者解释：笑的地方是一种同理心，看到丑丑调皮捣蛋，觉得这个熊孩子和自己很相似，大家就笑了。也有几位女生看哭了，看到片中女儿出嫁，对着家里的试衣镜换上婚纱，家长们絮絮叨叨地叮嘱，忽然眼眶湿润。
王小龙告诉学生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但是相对于文学艺术的其他门类，中国的纪录片起步滞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由上海的“纪录片编辑室”一马当先，刚刚开始呈现普通人的生活。
2002年，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发起，挑选了1992年以来的50部优秀纪录片。50部中，上海“纪录片编辑室”的作品占了8部。
《一个叫做家的地方》拍了整整3年，最后剪辑成40分钟。尽管当时拍摄手段原始，连声音都是一位专业人士成片后帮忙再做降噪处理，然而那种花大把时间与弄堂居民打交道，整条弄堂的人都对摄像头习以为常、表现自然，一拍就是3年，付出耐心而成的纪录片，其价值和魅力，随着时间流逝反而递增。
那个年代，走进市井、表现平民的努力，具有突围的意义。乃至于多年以后王小龙和一些朋友聊天，说起那时候的上海有什么，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总会提到“纪录片编辑室”。
其中的代表作《毛毛告状》，今天重看仍然会为那时的朴素和直率而感佩。过去了那么多年，又有人把纪录片《重逢的日子》改成故事片《团圆》。
“爷爷奶奶辈就跟这个国家一样，他们走得很艰难，每个人都承载着历史意义。你们这些小年轻，应该给他们多拍拍。”现场交流时，王小龙这样建议观影的年轻人。
哪怕你记录一个个人也是记录一个时代
王小龙曾经在他的文章《从悲情故事到生活喜剧》里，一一分析上海的纪录片和背后的时代：
李晓的《厂长张黎明》，说一个厂长受命去应付破产和几百号没有着落的工人，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件竟以喜剧的面貌呈现出来，不那么老实，不那么单纯，然而却更接近令人尴尬的生活真相，这在过去不太可能吧？吴海鹰的《婆婆妈妈》，12集连续，一个居委会和众多工人家庭面临动迁的喜怒哀乐，每天一集播出的那半个月，全城都在为之议论纷纷，这在过去没听说吧？张瑞东的《邬老板的世界杯》，跟踪拍摄一个发明了闹翻南非世界杯赛场的“呜呜祖拉”的乡村小企业主，说“以小见大”，说“解剖麻雀”，对遍布浙江乃至全国的民营小企业的生存状态，过去有可能这样淋漓尽致、直捣要害吗？
中国高教影视委员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聂欣如教授说，2000年是中国纪录片美学的转型时期。当时已经出现收视率放在第一的风潮。在这样的关节口，上海出来了这样的影片，它在美学上坚持了一种纪录片应该有的东西，不会为娱乐、金钱所左右的理想主义，是弥足珍贵的。
另外一场观影会上，江宁导演带来1992年拍摄的《德兴坊》，影片捕捉了住在老式石库门弄堂“德兴坊”的3户人家，在住房紧张的条件下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专家评论说，上海人的城市性格不一定是遗传，狭小的空间如何塑造人的性格，这部片子很有说服力。
周洪波导演2006年拍摄的《董家渡》，从空间的角度讲上海故事，突出城市的褶皱感、丰富性和复杂性。
有人说，董家渡渡口的摆渡，从浦西到浦东，是一种跨越，从老的、旧的到新的、现代的。空间的发生、发展、消逝，然后传世的过程，也是上海城市更新换代的过程。
79岁的章焜华导演告诉学生们，纪录片应该记录时代，哪怕你记录一个个人，也是记录一个时代，因为每个个人都体现了时代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
当下年轻人看到的上海影像，可能更多来自自媒体、宣传片。罗薇认为，那些当然重要，但我们也需要带着放大镜看看市民生活，而这类文本长期以来一直稀缺，却对了解上海的历史弥足珍贵。
“策划上海纪录片的展映，就是希望把这些历史记忆尽可能传递下去，让同学们看到今天我们享受到的国际化的上海，源于多少人的牺牲、理解、建设和奉献。”罗薇说。
当一代人的经历不再分享记忆就会磨损
2个月前，辅导员孙梦接到李明洁的电话。她说：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是人们生活记忆中清晰与深刻的部分。这场生活记忆展不能没有音乐。她希望孙梦能带领他的“红不了”民谣社，把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典老歌重新编排，开一次演唱会。
当时孙梦和社团同学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想法很棒！
歌单在第一次开会讨论时就列出来了，比如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在改革开放初期，邓丽君的歌声告诉人们音乐可以这样温柔治愈，爱情原来如此令人神往。
又比如李谷一的《乡恋》也是必选，这首歌的意义非比寻常。当时一经播出就引起争议，有人说李谷一由“歌坛新秀”变成“黄色歌女”，成了“腐蚀青年人的罪人”，《乡恋》一度成为“禁歌”，直到1983年春晚解禁，它代表着思想解放的意义。
编排《乡恋》时，“90后”主唱始终拿不准李谷一的韵味，只能直接模仿。但好在音乐会本来就是面向年轻人，孙梦要求每一首老歌都得有年轻人视角的创新和编排。所以到了《乡恋》的后半段，主唱把歌曲改成了自己习惯的节奏，一下子舒服了，又有新意。
音乐会那天晚上，节目单上有11首老歌，400多个观众座位全部坐满，从头到尾无人离场。全场观众自觉用手机打灯，闪光灯组成一片星海。节目单的最后一首歌是《同桌的你》，音乐响起，几乎全场合唱。仿佛40年的岁月穿过时空，在音乐声中走进年轻人的心田。
1998年出生的吉雨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参与了展览的各个活动后，她忽然生出一种感慨：以为上海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原来过去的上海和想象中不一样。
她从父母口中听说过粮票，却从展览信件中才知道，原来丢失粮票是件大事，需要全小区一起接济。她曾经住过弄堂里的房子，但依然难以想象《德兴坊》中的住房可以逼仄如斯。
她忽然想起，小学时能吃到肯德基就很开心；那时，爸爸的手机是诺基亚；自己的零食是辣条和路边摊；过生日也就去外滩玩玩；郊游的选择很窄，野生动物园和长风公园；班里流行的歌曲是《东风破》……原来这40年的城市发展是如此之快，变化如此迅捷。小时候玩什么已经遗忘，只能去关注一个微博博主，内容就是帮助95后群体回忆过去共同吃过用过的东西。
李明洁说，记忆研究可以分为文化记忆、交往记忆。交往记忆是一代人共同分享的记忆，一代人共有的体验。当一代人的个体经历不再拿到公共领域分享和述说，这些记忆就会磨损，最终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40年来，普通市民的记忆分享，对上海的讲述，于年轻人而言何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