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07件张元济珍贵文献在上图年度馆藏精品展呈现，多为首次公开展出
全面展现近现代出版第一人张元济在译书、印书、藏书、著书及社会交往等五个方面的第一手文献。
2005年起，上海图书馆每年集中推出馆藏精品文献展览，成为上海市民年末一道文化大餐。今年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正值“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上图年度展把目光聚焦于这位曾为我国文化事业和国民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知名出版人、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和社会活动家。10月30日揭幕的“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集中展示张元济译书、印书、藏书、著书及社会交往等五个方面的第一手文献。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清廷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在京任职期间，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组织健社，关注时政，支持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经李鸿章推荐，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任总校兼代办院事三年，之后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邀，投身出版事业中。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译长（后改称编译所长）、经理、监理和董事长等职，主持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工具书、古籍、期刊和翻译引进了众多外国学术与文学名著、科学读物等，创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机构。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兼收并蓄，积极传播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大家第一人。
张元济与上海图书馆有着深厚渊源。在合众图书馆的运作过程中，他与叶景葵、顾廷龙等在艰难环境下多方征集文献，使得合众图书馆成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专门国学图书馆。为支持馆藏文献建设，张元济向合众图书馆提供了大量个人藏品。这批珍贵的藏书经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1958年后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今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的馆藏特色基础。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张元济文献，除来源于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旧藏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先生及其后人的捐赠，以及本馆尺牍、近代名人档案、文化名人手稿等专藏文献中所含。据1946年合众图书馆编印《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著录，张元济所捐涉园藏书共有935部，3793册，其中张氏先人著述和海盐乡邦遗著尤具特色，不乏珍稀版本。张元济先生的多部手稿也在上海图书馆珍藏至今，如1912年至1926年的《张元济日记》《涵芬楼烬余书录》修改稿本，1938年至1941年间张元济为整理出版脉望馆钞校元明杂剧的通信《校订孤本元明杂剧往来信札》等。在馆藏盛宣怀档案中，经过多年整理编目后，从中发现了张元济致盛宣怀的40封书信和4篇文稿。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中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生平具有重要价值。在上图本馆名人尺牍专藏中，也散见有多封张元济的书信原件，特别是今年3月开启了封存多年的馆藏，上千封张元济往来信札重见天日，为进一步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此外，张元济先生还陆续捐赠了参加社会政务活动的文献，如在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档案等。此次展览从中精选了107件文献，其中多为首次公开展示。
展览期间，一系列上图馆藏张元济文献经过精心整理将首发，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及研究》，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九十岁生日纪念册》线装三册、《涵芬楼烬余书录》线装十册、《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线装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涉园图咏》长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古籍题跋真迹》图录、《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十卷；大型古籍丛书《涉园藏古籍稿钞本》《槜李文系》即将问世。此外，还将举行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张元济与中华古籍保护学术研讨会”。
展品背后的故事
（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清抄本
《三朝北盟会编》是宋代史学名著，采用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
此本经清江声、吴城、朱文藻、彭元瑞等名家批校，并有清吴城、朱文藻、彭元瑞及张元济等名家题跋，又过录傅增湘跋。在诸多批校题跋的名家中，必须一提的是彭元瑞。彭元瑞（1731—1803），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勤。纪昀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彭元瑞是十个副总裁之一。与蒋士铨合称“江右两名士”。从彭元瑞跋中可知，此本原为杭州瓶花斋吴氏旧藏，后为彭元瑞所得，即用为《四库》底本。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四库全书》无疑是当时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但秉承旨意的编纂者对众多经典肆意篡改，又对原著造成损害。以此四库底本《三朝北盟会编》与《四库全书》本《三朝北盟会编》相对照，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到《四库全书》本的篡改之处。对此，张元济在跋中说：“惜原书被《四库》馆臣窜易，凡稍涉指斥金人词句，几无一字留遗。前人言《四库》书多不可信，得此可以证明。”
《涉园图咏手卷》（清）张柯辑张元济续辑
涉园是海盐张氏的藏书之处，也是张氏私家园林，并曾是海盐一邑的游览名胜。
明朝万历年间，张元济十世祖张奇龄在海盐南门外居所设“大白居”为书斋。九世祖张惟赤将“大白居”拓建，改名“涉园”，开始藏书。此后历康、雍、干、嘉四朝，修葺不废，风景绝佳，当时四方名士至海盐者必往涉园游览。同时藏书亦日富，并且也刻书，成为名重一时的著名藏书楼。张元济父亲张森玉曾对张元济言：“吾涉园藏书极富，积百数十年，未稍散失。嘉、道之际，江、浙名流，如吴兔床、鲍渌饮、陈简庄、黄荛圃辈，犹尝至吾家，借书校雠。”（宣统三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线装本《海盐张氏涉园丛刻》张元济跋）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涉园被毁，藏书亦散失。
对于涉园，张元济八世祖张皓曾请画家王巘（补云）绘《涉园图》，并徧征世贤题咏于后，传于三子张芳潢（客园），至民国时犹存，后不知去向。张元济百计寻觅，方才从徐轶如之手重金购得芳潢次子张柯（东谷）请查昉（日华）所摹之缩本。得到此图卷后，张元济欣喜万分。此图卷后原有张榕端、梁同书、阮元、林则徐等诸公题词（皆非本人原书）。张元济又请郑孝胥、陈曾寿、张宗祥、蔡元培、叶景葵、顾廷龙等亲笔题咏识跋，使题咏增至六十家。太平天国战乱之前，四方名士游览涉园时多有题咏，嘉庆十一年（1806年）张元济五世叔祖张鹤徵（鸥舫）将名家涉园题咏汇集刊印。张元济得到此图后，又将《涉园图咏手卷》上的题词跋语汇为一书，题名《涉园题咏续编》，于1928年在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但犹以“工巨力薄”，未能在遗址上将曾为一邑名胜的涉园兴复引为憾事。
涉园在张元济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张元济祖上涉园藏书、刻书的成就对于张元济以藏书、出版图书和建设图书馆为一生重要事业具有重大影响。
张元济名条（1899年）
南洋公学译书院筹办之初，并没有一名正式的负责人，由时任南洋公学外文教员的李维格兼管译书院翻译事务。随着译书院业务的发展，亟需既熟悉西文又精通印译之人来主持工作。张元济在戊戌维新时期，于北京主办通艺学堂，向年轻京官和官家子弟传授西学，在京城取得良好声誉，李鸿章、王文韶等大员对他十分赏识。变法失败后，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离京南下。1899年，李鸿章的幕僚于式枚，借张元济的名条写了封信，转达了李鸿章希望盛宣怀为张元济谋职的愿望。当年3月，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聘张元济为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
南洋公学译书院已亥年总报告册（1899年）
1899年3月，张元济受聘开始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工作，张元济的到来为译书院的工作打开了局面。除了聘请中外译员，他更凭借自己在译界的广泛人脉，以外包、买稿等更为灵活的形式为译书院带来了充分的稿源。在院外译者著译出版方面，最为著名的是严复翻译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又名《国富论》）一书，该书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张元济在报告册中写道：“本年购买译稿，唯原富价昂而译笔亦独精审，如此文字此后恐不易多得。”他将译书院从当年三月至年末的各项事务汇成年报，详述了译书院在翻译、校阅、印书、送书、售书、存书及经费等方面的情况。在短短九个月里，张元济“印书十种，除《日东军政要略》外，均经无济再四校核。”可见，张元济工作之强度。随着盛宣怀档案整理完成和公之于众，使人们对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此报告册中还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生平具有重要价值。
王云五致张元济函（1929年8月19日）
王云五，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四角号码发明者，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此信是王云五向董事长张元济回报有关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八大问题：一、教科书生意问题，以及措施。二整理旧书问题，拟编学生《国学丛书》一百种，“预计两年后可竟全功，此项书籍仍当有永久销路。”三割裱影印旧书办法，分精印如《四部丛刊》，粗印“则以洋纸装割裱缩印”。四英文函授问题。五百科全书校改人手问题。六《辞源》增补发排问题。七关于精通旧学人事问题。八附呈《四部备要》说明书及样本。从此信函里我们可以看到商务顶层不忘“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已任”宗旨的初心，把教科书生意列为第一，并“拟编学生《国学丛书》一百种”。同时，还讨论了商务办的英文函授学校等与教育相关事谊。
张元济致蒋维乔函（1926年9月12日）
蒋维乔，原是商务印书馆职员，张元济写此信时，蒋维乔已任东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对他主持编辑的《四部丛刊》很重视，所以，他密切注视同行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此信就是与蒋维乔论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异同。他认为“中华所出《四部备要》乃有清《十三经注疏》之名，经义一门以《经义考》、《经义述闻》、《春秋繁露》三种並列。纪事本末仅有《圣武记》一种，金元人集仅有元遗山、袁清客、虞道园三家及杨铁崖乐府。明人集仅有宋文宪、高青邱，方正学、归震川四家。就此数端观之，其声价各何？可以想见。《四部丛刊》虽不敢谓悉臻妥协，然断不至如此胆大妄为也。”张元济衷恳地说出了中华《四部备要》之不足，以及《四部丛刊》虽不敢谓悉臻妥协，然断不至如此胆大妄为也。两家异同自明。
张元济日记（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
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为处理馆务，张元济记有工作日记。现存馆务日记时间范围1912年至1926年，共35本，每本60页。日记本为商务自制的表格形式，除标注月日星期和发信收信外，相关内容可以分别填入“关于编译事件”、“总公司事”、“用人”、“关于印刷事件”、“应酬”等栏目，使人看来一目了然。
由于工作关系，张元济在商务馆接触到不少文化名人，日记中都有简短记载。如（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本日“用人”栏所记“伯恒来信，卢鉴泉荐沈德鸿，复以试办，月薪二十四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这里提到的沈德鸿，即后来文学大家茅盾。而这条记载，即反映了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具体细节。这与茅盾回忆录完全吻合。
《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著稿本凡十册，纸捻毛装
涵芬楼系商务印书馆庋藏古籍善本之处，1932年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位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近五十万藏书顷刻间毁于一旦。幸好张元济事先把涵芬楼珍藏的5000册宋元善本存放于上海公共租界金城银行保险库里而幸免于难。《涵芬楼烬余书录》即张元济在炮火劫余后为这批宋元善本编撰的古籍书目。题名“烬余，所以志痛也”。顾廷龙手书篆文为《书录》题名。
《书录》稿本，凡十册。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一、二册经部，三、四册史部，五、六册子部，七至十册集部。收录涵芬楼所藏宋刻93部,元刻89部，明刻156部，钞校本192部，稿本17部，总计547部。每部著录书名、卷数、版本及旧藏信息。稿本为张元济在经过整理的打字油印本上，进行修改，最后以此发排付印。稿本保留了张元济在修订过程中的许多原始面貌，如史部宋绍兴刻本《后汉书》，张元济原来对所有避讳字都以墨笔悉数注出，之后又加以删除。对这些避讳字及其它版本信息，51年商务版铅印本荡然无存，而在稿本仍可见勾乙前原貌。
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1956年10月）
1956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10月31日），是张元济（菊生）九十寿诞。生日前一天中午，上海市委统战部在张府设宴，为先生祝寿。商务印书馆深知寿翁历来反对庆寿，于是仿照他七十岁生日时，蔡元培、胡适、王云五三人发起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的做法，邀请寿翁的故友旧交和文化界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撰写祝词、赋诗、作画，以示庆贺。先后征集到诗文、书画作品一百一十二篇（副），精工装裱成锦缎装《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两巨册，作为寿礼呈现先生。纪念册上、下册分别由陈叔通、黄炎培题签，函套由叶恭绰题签。其中大部分作品未经发表，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纪念册》卷首有商务印书馆同人祝寿词《敬祝菊生先生九十大庆》。其后，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周建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胡愈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常委邵力子等，都以私人名义献上贺词。
1959年，张元济逝世后，其哲嗣张树年有鉴于国内形势变化，认为珍贵文物不宜久存家中，将此事与顾廷龙商量。顾廷龙鼓励张树年将《纪念册》捐赠上海图书馆，于是此《纪念册》在上图书库避过了此后的浩劫。如今，展开这60年前的旧物，原书连同包装纸盒，不仅完好无损，且色泽依然，未见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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