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文遗产构成城市独特性，但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各路专家学者看法不一，他们齐聚申城把脉城市人文遗产保护 石库门没有正常生活的居民，就是空架子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上海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1986年12月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外滩建筑群、孙中山故居、国际饭店到石库门里弄，近代历史建筑浓缩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情怀。
前昨两天，“跨学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历史、人文、建筑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共同把脉城市人文遗产保护。
城市人文遗产该怎样“活化”
新天地具有两重性，“它绝大部分建筑推倒重来，没有一块砖是历史原物，与城市历史建筑保护扯不上多少关系； 但很大程度上却因为新天地，石库门建筑的价值，才开始受到关注。
建筑是一种记忆，人来人往的旧街区是活着的历史智慧。不论是有形的文物、建筑、文化遗址，还是无形的风俗、礼仪、节庆，城市人文遗产存在于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市民触摸城市历史的载体。
在上海，石库门建筑是最为珍贵的都市人文遗产之一。19世纪中叶，这种中西结合的联排单元房子开始流行于上海、宁波等口岸，以街坊和总弄、支弄集合为特征，布局紧凑合理，成为最具典型性的近代上海城市肌理。不过，石库门在当代上海城市的大规模更新中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随着人口密度增加，石库门挤进了过多的住户。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反映的便是这一阶段的石库门生活。与此同时，在城市建设中，老的石库门建筑也正成片成批地消失。
保护及再利用城市历史建筑，使之“活化”，是重要的文化课题。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刘杰认为，传统石库门建筑的再利用，可以从文物保护的角度重塑价值。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例，原址为两栋砖木架构的双层石库门楼房，新中国成立后，会址按照纪念馆原貌修复。“因这些建筑遗产具有特定历史意义，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将随时间流逝而越来越宝贵。”
结合创意文化产业或用于商业用途，是文化遗产“活化”的常见手法。“上海旧街区的更新大体可分为新天地模式、田子坊模式、新福康里模式与建业里西弄模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邹怡说，“比如新天地，采取原有居民迁出，绝大部分里弄旧宅拆除，存留的少量建筑，基于现代商业需求和对旧上海风情的想象进行改造，建成高端商业区。”田子坊则将原有的上海石库门和里弄文化简单改造，引进创意产业，打造成繁华商业街区。不过，此种利用方式褒贬不一，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卢汉超形容，对石库门建筑而言，新天地具有两重性，“绝大部分建筑推倒重来，没有一块砖是历史原物，与城市历史建筑保护扯不上多少关系；但很大程度上却因为新天地，石库门建筑的重要性，包括它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才开始受到关注。”
“在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上，需要根据新的建筑物计划，以各种方法加以处理，展开具体实践。”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工学部建筑学系教授内田青藏以横滨历史建筑保存为例，指出有细部保存、外壁保存、部分保存、整体保存等多种方式。“老建筑保护，该复原哪些、保存哪些，都需要好好考虑。关键是既有历史性，又有横滨个性，需要在保护建筑物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需求加以利用、开发。”
静安区打造的4.3平方公里苏河湾，保留了不少沿苏州河分布的金融仓库。在历史遗产保护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秀莉建议，应讲好苏河湾的历史故事，“可以在保留下来的金融仓库或重建的上海总商会中建一座苏河湾的博物馆；另外也可以配套相应的休闲、文化、艺术设施与产业，形成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无形的人文遗产也值得研究与珍视。”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特聘教授范金民以清代前期苏州城的店铺字号招牌研究为例，指出从清代苏州工商店铺的空间布局、名店名品、经营理念中，可以窥见苏州工商业的发展轨迹。“《姑苏繁华图》 上出现了可供辨认的店铺市招260余家，‘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苏州街市业已成为苏州最重要的都市人文遗产。”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鼓浪屿，地处福建省南部，与厦门隔着600余米宽的鹭江海峡遥遥相望，素有“海上花园”之美誉。厦门大学教授戴一峰认为，除了秀丽的风光，鼓浪屿之所以吸引人，也因为它独特而又充满魅力的历史进程。“在步入近代前的数百年间，这座小岛，经由闽南地区移民的世代辛劳开发，成为浸透着闽南人重商务实、冒险进取的文化内涵。”在戴一峰看来，鼓浪屿历史建筑里的移民身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启示，是不可多得的人文遗产与历史记忆。
“每个城市的历史不同，人文遗产存在的方式不同，可能是文字、声音，也可能是影像。”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说：“文化遗产的意义不会自动产生，一幢老建筑、一个手表，随着史料的丰富和认识的累积，在不同时间段会有不同的理解。”人文遗产构成了城市的独特性，解读与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留存城市影像重现历史场景
2015年开馆的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在修复过程中，馆方依照当时的照片对火事损坏的大楼外墙进行了复原，并保留了弹孔，成为当代中国纪念性场所中为数不多的“人造废墟”。
一座城市的“遗迹”，并非只有手稿、刊印的书籍、家具或是建筑物，也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像，例如绘画、雕像、版画、摄影照片等。积极留存影像资料，是城市人文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措施。
“图像可以让我们生动地想象过去。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中国后，摄影和影像逐渐取代图画，大量个人及群体的影像资料的产生和流转，不仅留下了历史的瞬间或片段，而且也以影像方式呈现了时代的人文社会风貌。”广东省中山市社会科学联合界主席、教授胡波认为，对中国近代遗存下来的影像资料的抢救和保护，就是对城市人文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城市影像档案是表达城市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载体，在镜头的追踪下，消逝的历史场景得以重现。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1号的四行仓库，是淞沪会战期间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发生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于2015年开馆。在修复过程中，馆方依照当时的照片对火事损坏的大楼外墙进行了复原，并保留了弹孔。“这座战争博物馆重新修复了建筑的两种风貌，一是建筑的风貌，二是战争留下的废墟。”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助理教授潘律形容，“纪念馆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纪念性场所中为数不多的‘人造废墟’。”而四行仓库的“复原”得以实现，需归功于影像记录的功劳。
“丰富的纪实影像可以为历史文本提供鲜活的‘影像注脚’，在近代上海，苏州河区域是对外交通动脉之一，其发展变迁与上海城市发展同步。在这百年历程中留下的影像资料是重要的人文遗产。”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举例，“如爱迪生公司1898年拍摄的《上海街景》短片，记录了苏州河以南往来的手推车、黄包车、自行车、马车、马嘉理纪念碑与电灯柱，是有关外滩和苏州河的最早影像。”收集、整理、保护与上海有关的历史音像，对重塑上海近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音像所具备的不可再生性、确保真实性，以及记载历史时刻信息较为丰富等特质，使它在保护城市人文遗产的过程中具备特殊价值。”上海音像资料馆副馆长沈小榆说。目前，上海音像资料馆已累积了百万小时的馆藏资料，并按年代线索对相关音像资料做了整理归档，“在考证的基础上，我们也通过电视专栏宣传上海城市文化、定期定点拍摄上海地标性建筑、抢救性拍摄上海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口述，为城市留存更多影像资料。”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宏元介绍，广州音像资料馆目前正在进行“纪录影像档案”的拍摄及整理工作。同时，通过开展“广州记忆”系列活动，广泛征集散落在民间的影像档案资料，“应通过影像纪录城市景观特色，体现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呈现城市发展脉络，从而合成一部城市通史，留存一段城市记忆。”而在广东省中山市，研究和抢救保护老照片、旧影像，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些做法都为上海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参照。
保护是让人文遗产延年益寿
石库门建筑如果没有了弄口的烟纸店、街角的老虎灶、路边的大饼摊，没有了张师母、吴太太、朱家姆妈，没有了穿巷走弄的小贩，没有了固定设摊的小皮匠等，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一说到上海的石库门，很多外地人就去看新天地，想看上海的历史风情。有人说保护得好，但它把老房子全部拆光了重做，是历史的上海吗？上海的里弄改造是好事，但我反对拆光了重建……保护是让它延年益寿，不是让它返老还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卢汉超说，“延年益寿”一词用得很好，“里弄建筑是个老人了，只有尽其可能保护她，减缓她的衰老过程，当然更不能把她任意推倒。因为任何民居建筑如果脱离了实际生活，即使是最好的保护，也只是留个虚壳而已。”
“在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千城一面’的现象值得警示。”邹怡指出，不少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利用模式高度雷同，不外乎景区商业开发和引入创意产业等套路，“暗含着保护动力的孱弱和价值认识的混沌。”实际上，旧街区需要传承与保护的核心是居民生活和交往的历史智慧，对建筑和街区价值的理解应重视延续至今的居民生活样态。邹怡建议，城市人文遗产保护，不能以散点分布的建筑保护为起点，而应从记录足迹的城市历史出发。“已脱离现代生活，且数量稀少、无法再生的历史遗迹，需作原样保护。居民正常生活至今的旧街区，若在城市历史中具有存留价值，则需要控制性保护街区及建筑的基本形体，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延续原有生活样态的空间，因为那才是活着的城市人文脉络。”
石库门文化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生活方式及其演变、引申而出的市民文化。在卢汉超看来，石库门建筑如果没有了弄口的烟纸店、街角的老虎灶、路边的大饼摊，没有了张师母、吴太太、朱家姆妈，没有了穿巷走弄的小贩，没有了固定设摊的小皮匠等，就只是一个空架子。在那里正常生活的居民，才是石库门文化的精髓。
在上海苏河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宏伟看来，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可以分类推进保护性开发。“以旧式里弄住宅为主的成片风貌保护区，承载了上海早期的居住形态，如慎余里、吉庆里、康乐里等，在延续原有居住功能基础上，可以补充完善商业和文化展示功能，保持旧建筑的形态、风貌和神韵，同时赋予新的生命力。以名人故居为主的单体历史保护建筑，可以改建为名人美术馆、民俗文化展览馆或服务式公寓等，并突出故居文化。”以工业旧厂房为主的历史保护建筑，如福新面粉厂、中国银行仓库等，则可围绕区域功能定位导入创意产业，打造艺术中心、文化休闲中心以及建设金融产业园区、企业总部大楼等。
胡波认为，对于反映城市特定时期历史和文化的图画和影像，目前仍缺少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大量散落民间的图画和影像作品，仍处于尘封的状态和自然消亡的境地。在数码和大数据极其盛行的时代，借助大数据和数码、高清摄影技术，对城市人文遗产进行全息性的数字化、影像化处理，是未来城市人文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必经之路。
此外，城市人文遗产的学术研究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一环。“人文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毫无疑问对当代有用，但现在普遍存在过度消费的问题，我们使用它不能以损害本身为代价。”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伍江说：“文化遗产不能用玻璃罩子罩起来，但怎么用，多大程度上去用，需要学术去研究，才能有的放矢。”熊月之则提到，城市人文遗产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加入，各种学说可以相互启发、切磋共赢。目前的城市人文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偏重于对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部分研究，对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部分研究不足，特别是对于已经不存在的著名建筑的人文遗产研究还不够，比如沧州旅馆，梁启超、马建忠、严复住所，都不存在了，但它们曾经存在过，其文化意义值得发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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